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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一群“文艺青年”,想让做社会公益变得有意思,还能养活自己

廖婷2016-08-23 08:00:25

Bottle Dream 曾经是一个单纯的线上媒体,但现在他们想以公司的方式存活下去。

7 月初的广州,广州图书馆有过一场像 TED 那样的演讲。500 人的报告厅里,几乎坐满了 20 来岁的年轻人。

这场活动名为“瓶行宇宙”,主办方 Bottle Dream 刚成立公司不到半年,他们找来了 5 位来自不同地方的“创变者”来讲述他们的故事。比如纽约明星理发师 Mark,常常在周末到街头为流浪汉义剪,因为他相信发型可以改变人们的状态,重新审视自己;来自成都的汪剑超,正在成都社区和学校推行垃圾分类,取得了政府和当地居民的认可;美国的化学博士 Theresa 早已因为发明“可以喝的书”在网上被讨论,她也到现场讲述其中的原理和故事。

他们还自己造了一个词:创变者(Changemaker),意思是“是用创造力介入一个社会问题并带来美好改变的年轻人”,这是这个组织在过去 5 年里集中关注的群体,他们在自己的平台上介绍了超过 400 位来自全球的创变者。

如果没有这场活动,人们对 Bottle Dream 认识或许只是一个网站或微信公众号,定期发表关于全球“创变者”或者 NGO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非政府组织)的文章。事实上, Bottle Dream 也以媒体的形态存在了近 5 年,招募来自各地的志愿者定期寻找选题、翻译介绍一些国外的人物和案例,维持更新。

但在这场活动里,出现了联合利华这样的合作伙伴,他们将要帮助创变者所介绍的项目在中国落地。此外,Bottle Dream 在现场公布它是一个拥有全职团队的注册公司,而不是笼统意义上的 NGO 组织, CEO 衷声也称他们想通过这场活动的盈利来“测试它(bottle dream)作为公司是否成立”。

这都是一个信号,表示这家原本松散的组织想做更多的事情了。

从左至右:阿菜、五位嘉宾、衷声

5 年前,Bottle Dream 是蔡延青(阿菜)个人博客的名称,他在上面翻译介绍一些能为社会带来改变的“不一样的设计师”,类似设计一个饮水装置来改变当地饮水情况的设计师。

当时他还在腾讯做交互设计师,同时参加到了香港社企民间高峰会这类活动,看到一些被称为“社会创新”企业,用回收的材料做设计,或者设计一个系统将被浪费的资源重复利用。更重要的是这些都可以让企业存活下去,而不是需要依靠外界资助的 NGO。“让我觉得原来他们在服务社会,解决社会问题,有商业模式,参与的人不是老头老太太,而是年轻人,状态非常好。第一次看到社会和创新可以挨得那么紧密,让我很触动。”

最终,这个闲暇时的爱好和社会工作专业的出身推动蔡延青出去看一看,他在 2012 年辞掉了工作,带着腾讯公益基金的支持和众筹的 16 万块钱,环球旅行 30 多个城市来拍摄采访这些创变者。这段经历最后被剪成了纪录片《Be A Changamaker》(创变者),2015 年夏天刚推出的 2 个月,它在 500 多个不同空间播放。

不过,在 2013 年回国之后,蔡延青做了另外一个联合办公空间“一起”。他和两个合伙人通过众筹资金,利用广州老城荔湾区的一幢老厂房改造成办公室。这里吸纳着 15-35 岁之间的创业者,其中超过一半的是自由职业者。如今一楼是咖啡区和可共享的活动区,入驻的会员可以进行流动办公,二楼三楼是有固定位置的办公区,但容纳了不同的团队开放办公。因而这里的收入也来自很多部分,办公室、活动场地租借,活动门票,会员费,咖啡等。

另一方面,Bottle Dream 的形态并没有多少改变。蔡延青也招募了一些志愿者组成一个 15 人左右的小团队,基本是快毕业的学生或有了稳定工作的人,他们被称为“20% 小伙伴”。利用业余时间编译文章,稳定后保持着每周出一篇稿子的频率。多数文章以人物的角度来介绍他们的经历和所做的事,围绕的通常都是传统问题,比如空气污染、水污染、水资源短缺、垃圾分类、废品再利用、阅读普及、改善残疾人生活处境等等,配上 10 多幅图片,文章的阅读量大多在 5000 以上。此外,他们还制作了“3 分钟告诉你什么是社会创新”等视频来普及这些概念。

“当时定义自己是媒体,只是讲故事、写文章,都是业余投入。”蔡延青回忆道。

Bottle Dream 的网站 

衷声是 Bottle Dream 注册公司后的 CEO,也是三个全职人员之一。她在《城市画报》《人物》做了 6 年记者,然后转行到北京单向街书店做助理出版人。

蔡延青做的这两个项目都获得不少媒体的关注,其中包括当时在《城市画报》做记者的衷声,她在 2013 年年底加入了 Bottle Dream 的志愿团队里做一些编写或指导的工作,曾经有一些文章同时发表在《城市画报》或《人物》中。

2015 年秋天,经过蔡延青的游说,衷声决定辞职来做 Bottle Dream。蔡延青认为是衷声的加入让它真正成为发展一个公司,“因为衷声经过一两年的投入,愿意做这个。”

一位在 Bottle Dream 做了 2 年的志愿者也称,“以志愿者形式的时候是凭热情来做的,但到了后期要维续下去还是蛮难的。后来就考虑设立公司,至少有来源,以实习生的方式招人会稳定一些。”

衷声的形象很接近一个“文艺青年”,她在做 Bottle Dream 的时候,找到了比之前的工作更多的意义。她与蔡延青一样是一个传播者,在最近拙见的演讲“让有意义的事情有意思”获得了 1.6 万点击,高于闾丘露薇等大多数演讲者的点击量。

从一个线上组织到公司的转变也有时机成熟的原因,他们看到越来越多主流媒体在关注与“社会创新”相关的话题。2014 年 2 月微信公众号上线后可以与读者有更多的互动,文章发布频率更快,规划出“创变者”“社会企业家”“美好商店”“这家公司做了一件好事”等不同板块。人物介绍中有更多的中国人和对当下社会的回应,比如一篇文章“遭遇劫匪后,他拍了一组 5000 万点击量的自救小电影”发布在“和颐女生遇袭事件”的 3 天后,获得了 1.8 万的阅读和很多赞扬。此外,他们也开始介绍公益性的商品和承担过社会责任的企业,比如 H&M 回收旧衣服和 Adidas 利用海洋垃圾 3D 打印鞋子的行为。这些可以引起全民参与和关注的现象让他们认为“现在是一个很好时机”。

Adidas 利用海洋垃圾 3D 打印鞋子

这个时候,Bottle Dream 出现了一些更明确的口号和定义,比如“做好事,可以很酷”。在最新的介绍里,他们定义自己是一个集合媒体、商店和行动平台的“社会创新潮牌”。

“因为想要对之前的形象、对公众的印象做改变,与年轻人沟通,我们不是 NGO 或社会组织,而是在好的行动里面注入更多的潮流元素,让大家觉得很潮很酷。原来是一个极端,潮牌也是一个极端。”蔡延青解释道。

这些表述都规避了“NGO”甚至是“公益”的词汇,源于注册公司之后的盈利行为。在中国注册 NGO 一般需要 50 人以上的会员、登记经营场所和 3 万注册资金等复杂手续,受认可的 NGO 并不多。

不过,Bottle Dream 也更喜欢强调潮和酷的部分,他们试图改变传统捐钱做公益的单向模式,提倡解决方案的趣味和创意,就像演讲中嘉宾的创新行为一样,希望获取的也是年轻人的关注。“做好事”也比做公益的范围更大,可以延伸到更多的领域里,他们的规划和发展也变得有计划起来,所以,在那位志愿者看来,从前的 Bottle Dream 更像一个 NGO,但注册公司之后就不是了。

在微信公众号中隔天推送文章

一个别有意味的插曲是一个抄袭事件,2015 年 12 月 Bottle Dream 微信公众号推出的文章“一本可以喝的书被这个漂亮姑娘发明出来,将让 7 亿人远离死神”被其他公众号全文抄袭转载后竟然在网上火了起来,数十万人参与讨论,估算超过 800 万人阅读过这个故事。但在 Bottle Dream 自己的公众号中,阅读量只有 3 万,“就是因为被抄了才火的”。他们在感慨的同时也发现这样的“创变者”其实能够被更多人接受,但如果始终是单纯的媒体,却可能继续小众下去。

Bottle Dream 活动现场的宣传册中列出了大约 40 个“20% 小伙伴”,相当于兼职性质的志愿者,鼓励人们用职业之外的时间来做公益项目,利用每个人的职业本身的技能来构成多样性的团队。这是 Bottle Dream 未来想要发展的方向。

Bottle Dream 团队(部分) 

但作为一个真正公司,衷声他们首先要考虑的还是生存问题,“既然是一个企业,没有注册成了 NGO,必须要可持续。第一要义是如何生存下来,以前是不需要赚钱。如何用一个创新的方式或商业模式可持续地生存还要带来影响力,这是很难的。”

就目前看来,媒体依然是 Bottle Dream 最主要的一块。衷声在活动现场接受采访时画了一个 5 层的金字塔,是他们探讨出的 Bottle Dream 的商业模式。最下面一层是媒体,中间依次是美好商店,瓶行宇宙,20% 行动,最顶端是“完全创变者”,就是全职从事这项活动的人。

很显然,这个模型才刚刚开始。

图片来自 Bottle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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