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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研究第三帝国毒品使用的书,本意是提供观察纳粹德国历史的新视角

文化

一本研究第三帝国毒品使用的书,本意是提供观察纳粹德国历史的新视角

夏志坚2019-01-04 14:31:29

“某种程度上来说毒品既改变了一切,也没有改变一切,这就是历史的矛盾之处”

打开德国作家诺曼·奥勒(Norman Ohler)的个人网站,第一眼看到的是一张黑白照片——瘦高的奥勒穿着西装站在一座空荡荡的废弃屋里,阳光透过窗户把他的影子印在了斑驳的地面上。照片上有几个大写的英文字母“BLITZED”(《亢奋战》),这是奥勒三年前出版的一本书的名字。

《亢奋战:纳粹嗑药史》(Der totale Rausch: Drogen im Dritten Reich)自出版之后,在德国迅速成为了畅销书。次年英文版的《亢奋战》(Blitzed: Drugs in the Third Reich)出版之后,也迅速登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卫报》将其选为了 2016 年的年度图书。

图片来自:豆瓣

这本书的流行在情理之中——在奥勒之前,主流史学界并没有把毒品作为纳粹德国历史中很重要的问题进行专门的探讨,公众对于这个问题更是几乎没有了解。更何况,从任何一个视角看,“嗑药”本身就能吸引公众目光。

奥勒把这本书的缘起追溯到自己的童年。他的爷爷曾在纳粹德国占领下的捷克斯洛伐克一个虽然小但很重要的火车站担任过铁路工程师,在那里他曾经看到过一辆载满犹太人的火车开往附近的特雷津集中营(Theresienstadt concentration camp)。

1980 年代初,受石油危机的影响,西德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失业人数不断增加,社会出现了种种问题。奥勒的爷爷开始怀念纳粹德国的社会秩序——“在希特勒的统治下,这些问题都不会发生,一切都井然有序”。不仅爷爷如此,其他人也陷入了类似的情绪。

集权体制下的高度秩序化社会,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但年轻的奥勒还是希望对当时社会流行的怀旧情绪予以反击——以揭示第三帝国真相的方式。

然而这个计划一度被放弃——纳粹德国是一个被反复研究的话题。“这个话题的每个边边角角,每一条脉络,都经过了千百遍梳理。德国国防军是自古以来被研究得最透彻的军队。对于当年的那段历史,我们自恃无所不知。第三帝国就像是一处被封存的遗迹,每一个想要从中觅得新发现的尝试,都近似于妄想,甚至显得滑稽可笑。”

推动纳粹德国写作计划重新复活的,是奥勒的一位朋友——柏林一位对毒品和历史都很有研究的 DJ 亚力克斯·克莱默(Alex Kraemer)。有一天克莱默给奥勒讲了一个故事:一位古董商发现了一些 20 世纪 30 年代遗留下来的甲基苯丙胺药品,他尝试后发现,这种药具有很强的兴奋作用。这种含有甲基苯丙胺成分的药片在当时被叫作“柏飞丁”(Pervitin),现在,甲基苯丙胺更为大家熟知的名字是“冰毒”。

这个故事引起了奥勒的兴趣。早年尝试大麻和一种名叫“天使粉”(angel dust)的强效致幻剂的经历,让他知道软性毒品对于人精神状态的影响力。他开始查阅散落在各地的关于纳粹德国的档案,柏林、科布伦茨、慕尼黑、萨克森豪森、达豪、华盛顿……翻阅的档案越多,奥勒发现毒品同纳粹德国的联系也越来越多:从普通民众、军队到政府高层,甚至是一向以素食、不沾烟酒形象示人的希特勒,都在“嗑药”。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纳粹德国自希特勒上台伊始就颁布了严格的禁毒令。

纳粹禁毒令的背景是一战失利后德国失落而又颓靡的社会气氛。“人们宁愿以逃避的方式躲进迷幻世界,而不愿直面不尽如人意的现实”。随处可得的吗啡、海洛因和可卡因让柏林变成了“人造天堂”,成了欧洲的冒险家乐园。

对这一现象抨击最为猛烈的纳粹党在夺取政权之后,便对此前魏玛共和国包括开放和多元化在内的享乐文化进行彻底剿杀,同时开展了全面的禁毒运动,甚至于对吸毒者采取了强制绝育的极端措施:“从种族卫生的角度出发,我们应当考虑采取措施,制止严重毒瘾患者的生育。”

禁毒政策也与纳粹的种族政策合二为一,一起为纳粹打开清除异类的方便大门。在纳粹的宣传口径里,犹太人和毒品一样是“有毒并具有传染性的统一体,共同威胁着德意志的安全”。鸦片、吗啡、瘾君子、毒贩和犹太人,这些不为纳粹体制所容忍的异类都是需要消除的“毒品”。

在清除“毒品”的同时,纳粹德国在战前经历了一段欣欣向荣的时期:失业率不断下降、工资水平持续上升,一派繁荣的景象。经济的复苏、社会秩序的恢复重新燃起了德国人对国家的希望,普通人也在纳粹统治之下享受到了安稳富足的好处。然而此时,提神醒脑的柏飞丁也应运而生。

开发出甲基苯丙胺的泰姆勒公司在 1938 年将这款“新型能量剂”推向市场之后,迅速走俏,甚至连巧克力中都会添加甲基苯丙胺。人们相信它可以提高学习成绩、让工作更有效率、改善情绪、让人更聪明、增强体力、甚至能够减肥。打字员、演员、学生、医生、商人、长途车司机、消防队员乃至家庭主妇都在服用柏飞丁,不再需要午睡,“人人都精神百倍,干劲十足”。

在社会快速发展、时代巨轮滚滚向前的年代,每个人都渴望创造成绩,唯恐跟不上时代的节奏,成为落后的淘汰品。柏飞丁的流行就是当时时代精神的缩影:它是推动个体跟上时代发展的助力剂,是帮助德国人民实现“自我治愈”的良药。

军队也是如此。当希特勒发动了战争之后,在面对比自己强大的英法联军的时候,柏飞丁是德国在战争初期获胜的关键筹码之一。利用柏飞丁强大的兴奋能力,德国军队通过昼夜不休的快速推进,以闪电战的方式将法国军队打了个措手不及。毫无疑问,德国“军功章”的成分里也含有甲基苯丙胺。“德国国防军是全世界第一支以化学毒品为武器的军队”,奥勒在书中写道。

至于帝国元首的希特勒本人也是严重的药物依赖者。他需要依靠自己的私人医生特奥多尔·莫雷尔(Dr. Theodor Morell)不断为自己注射荷尔蒙、类固醇、维生素合剂来保持活力。而到了战争后期,仅靠这些药物已经无法满足希特勒病痛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疲惫的身体,莫雷尔开始为希特勒注射优可达,一种鸦片类物质;另一位医生埃尔文·吉辛则曾用可卡因为希特勒进行涂抹治疗。

不过,奥勒没有在书中回答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多少剂量才会构成“毒品”?

毕竟,不只是纳粹德国,南北战争时期的美国也曾公开售卖过含有吗啡成分的安神剂、含有可卡因的合成饮料,而海洛因在上市之初也曾用于生产小儿止咳糖浆。甲基苯丙胺,或者冰毒,和历史上所有的毒品一样——无论是鸦片、可卡因还是海洛因——在刚被发现或者创造出来的时候,都曾广泛用于止痛或者提神。毒品和药品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滥用:滥用的药品是毒品。

在奥勒构建的语境里,含有甲基苯丙胺成分的柏飞丁是毒品,他提到了柏飞丁的普遍使用,然而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数据或者进行有根据的推算:在纳粹德国 7800 万人口中,有多少人曾经服用过柏飞丁?其中持续服用的人数又有多少?即使柏飞丁被广泛使用,普通民众服用的剂量是否足以构成生理成瘾?这些问题,奥勒在书中并没有回答。

另外一个问题是,希特勒所用的药物中的荷尔蒙和类固醇,同样也被奥勒称为“毒品”,而且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希特勒在战争前期和后期巨大的性格反差,甚至一些看起来匪夷所思的战争决策都与其所依赖的荷尔蒙、类固醇、优可达、可卡因这些被奥勒统称为“毒品”的物质有关。在一本非虚构的历史著作中这样的处理是否合适?

更为根本的问题是,以“毒品”之名来阐述纳粹的历史,是否是可以成立的角度?

奥勒承认,“毒品”并不能左右历史的走向。

“一方面我认为如果你把所有毒品都去掉,战争的结果也是一样的。德国会战败,无论有没有毒品,结果不会有什么分别,因为德国不可能赢得战争,德国没有获胜的资源,没有人力。对于一个中欧国家来说,想要在西边和东边都赢得战争根本不可能。就算希特勒没有吸毒,结果也是一样的,因为希特勒是种族份子,他相信德国是最优秀的,德国终将会赢得战争,即使现实根本不是这样。毒品只不过改变了结果出现的方式。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毒品既改变了一切,也没有改变一切,这就是历史的矛盾之处。” 奥勒在接受《99uu在线娱乐日报》采访时说。

莫雷尔详细的用药记录为这本书最具有可读性的部分——希特勒越来越重的用药需求和纳粹德国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之间的相互交错——提供了足够丰富的材料支撑,这让奥勒用丰富的细节给读者提供了身临其境一般的感受。不过这有可能增加了“毒品”部分文本本身的感染力,从而让读者忽视其中辩证性的事实。

自从出版之后,这本书就掀起了巨大的争议。曾任剑桥大学沃尔森学院院长的德国史专家 Richard John Evans 教授曾在《卫报》专门撰文批评奥勒的这本书。他认为奥勒过分夸大了毒品在纳粹德国军队和民众中的普及程度和影响力,而在希特勒滥用毒品的问题上,奥勒的结论也与此前历史学家已有的研究并不相符。他说:“奥勒身为小说家的技巧让他的书远比学术调查具有可读性,但是这是以真相和准确为代价的,在这样一个历史敏感的领域,代价实在太高。”

面对 Evans 的批评,奥勒不以为然。他认为 Evans 并没有仔细阅读这本书,他的批评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领地”。在奥勒眼里 Evans 无法想象“一个非历史学家进入了他了解最多的领域,而且突然发现他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事情”。

对于奥勒来说,“毒品”是其观察第三帝国的一块放大镜,他并不企图通过全景式的描述让读者全面地了解纳粹德国。他在书中写到:“本书所呈现的是一个非常规、扭曲变形的视角,其意是通过变形,使某些局部变得更加清晰可见。德国的历史并不会因此被改写,甚至被重写。只是当人们在未来讲述它时,有些部分或许会变得更具体、更精确。”

所以奥勒会在书中写到以“毒品”之名对犹太人的污名和清理,写到希特勒为了维护形象对药物依赖越陷越深,写到纳粹军队为了战争的胜利而对柏飞丁的滥用置之不理——哪怕德国公共卫生负责人利奥·康蒂数次试图对柏飞丁的使用进行管制。

从这个角度来看,“毒品”的科学判断问题并不是奥勒关心的重点,奥勒更想强调的是“毒品”的政治意义——划分毒品与否的关键不是科学的依据,而是对统治者是否有利。

在 12 月 16 日晚,奥勒受《亢奋战》中文版出版社的邀请来到北京参加了一场图书沙龙活动,宣传他的第一本中文作品。在与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的对谈中,奥勒谈到:“纳粹的问题最主要其实不是毒品的问题,而是不自由的问题。在纳粹德国时期大家是不自由的,他们不能自由发表自己的言论,他们必须要接受这种毫无意义的战争,他们要面对这种反犹或者参与反犹的情绪中来,这可以说是德国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所以我们现在要研究我们怎么样能够创造一个自由的社会。”

不过,他也认同科学认知毒品的重要性。“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毒品问题都是一个敏感的问题,所以我们也要敏感地去对待,我们要用一个科学的、理性的视角去看待这个问题。”


题图来自wikipedia,长题图来自诺曼·奥勒的个人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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